李尔王的直觉

——现代政治哲学的伯拉纠源头

［美］埃里克·纳尔逊　著

孙嘉琪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8月

“经典与解释·古今丛编”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古典学研究室　编

主编　刘小枫  贺方婴

内容简介

本书以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执意体验的共情出发，试图重新定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纳尔逊认为，当代政治哲学没有认真对待自身的思想史基础，这不仅造成了其自身理论的困难，也遮蔽了近代早期那些更为有力而融贯的模式。当代政治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转向，在纳尔逊看来是一项致命的错误。纳尔逊将当代政治哲学的基础界定为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晚期的伯拉纠主义，基于此种解释，其试图提供一种相较于当代政治哲学自身更为坚实的哲学基础论述。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伯拉纠源头  /1

第二章 代表与堕落  /36

第三章 “交易基础”：罗尔斯、反伯拉纠主义与道德任意性  /84

第四章 平等主义与神义论  /121

第五章 正义、平等与制度  /172

第六章 “上帝把世界给了亚当，同时也给了其后代”———占有与左翼自由至上主义的挑战  /204

结论 回到代表  /241

致 谢

索 引  

序　言

▲ 莎士比亚戏剧集之《李尔王》书影，1623年

［ix］在 《李尔王》的第三幕中，悲惨的国王发现自己流落荒野，面对着 “无边夜色的暴虐”。他的忠臣肯特（Kent）劝他躲避风雨，但李尔王拒绝了。相反，他直面风暴，体验着自己的脆弱无助，让它激发出一种新的共情，一种对最不幸者的共情：

赤贫的人们，不管你们是在哪里，

你们忍受着风吹雨打，

你们光着的脑袋，没填饱的肚皮，

褴褛洞穿的衣裳，

如何能在这样的天气中保护你们呢？

啊！我太不留意民间疾苦了。

于是，这一刻的认识与自责引发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感叹：

安享荣华的人们啊，吃点药吧，

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

［x］你就会把你的过剩的财富分给他们一些，

让上天显得更加公正。

这段话的前三行相对简单明了。李尔王顿呼自己为“安享荣华的人”，并要求自己接受一种治疗。如果他让自己置身于最悲惨的人所经历的生活境况中，他就会受到启发（或他自以为如此），从而“将过剩的财富分给他们一些”——放弃自己过剩的财富，将之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不过，李尔王呼喊的最后一句却是惊人的，出乎人的意料。他认为，通过将过剩的财富分给那些可怜人，他会“让上天显得更加公正”。

▲ 李尔王和风暴中的傻瓜，《李尔王》第三幕第二场

路易斯·布朗厄尔 绘，1836年

这种说法值得深究。李尔王认为，人类所享有的财富的不平等——那种将“安享荣华的人”与“不幸之人”隔离开来的鸿沟——对上帝的正义提出了疑问。他突然意识到，一些人拥有数不胜数的财富，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必须经受“无屋可栖的头颅”“腹中饥肠雷动”，这与一个公正的上帝会选择创造一个存在这些不平等的世界的设想不相容。他觉得自己必须通过纠正最初错误的分配，来矫正这种不正义，并认为通过这样做，他会以某种方式挽救上帝的尊荣。

这本书探讨了李尔王的这种直觉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投下的长久阴影。在过去的约50年里，英语世界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优势的不平等分配——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分配，还包括自然禀赋的分配——（用约翰·罗尔斯的著名表述来说）“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任意的（arbitrary）”，或者说，不符合正义或公平的原则。他们声称，不仅不平等分配这一事实本身是不正义或不公平，而且其不正义或不公平必须被视为削弱了我们对自己所采取的行动的道德责任。根据这一论述，每个人在自然与社会优势上的分配所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或她将作出的选择，因此使得传统的“功绩或应得”（merit or desert）观念变得高度可疑。对这些理论家中的一些人而言，事实上，我们打出手上的牌的方式，本身就完全取决于那些牌，由我们的选择与自身努力而产生的不平等在他们看来在道德上是任意的，就像那些归因于我们的天赋或才能的不平等一样。当代自由派与李尔王的分歧仅在于，他们倾向于相信［xi］人类之间善的分配与那并不存在的上帝的正义是不相容的。

▲ 《正义论》（修订版）

［美］约翰·罗尔斯 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我在下文中的核心主张是，这些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无意中介入了神义论（theodicy）争论——关于上帝的正义是否因被造世界的性质而被质疑的争论。此外，他们对这场争论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处理方式，代表了其与早期自由主义传统最为深刻的决裂。那些被我们时代错置地视为近代早期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先驱政治哲学家的人，正是因为摒弃了道德任意性观念，才做出了他们那种政治承诺。相反，激发他们的是一种神学立场，即所谓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它从上帝的正义推导出人的自由与功绩的可能性。本书的前两章重构了这一早期“自由主义”立场，而第三章则证明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路径源于他对伯拉纠主义神学传统的有意识拒斥。剩下的章节探讨了神义论争论（如果理解正确的话）如何揭示出罗尔斯以降的各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潮中的深刻矛盾。我认为，这些自由主义思潮在为其平等主义承诺提供一种合理基础这一问题上，都以各自不同形式的失败而告终。最后，我提出了一种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指明道路的不同方案。

我的做法有些不同寻常，因为我试图弥合两个常见的学术分裂。第一个是那些撰写政治思想史的人与那些当今所谓规范性政治理论实践者之间的分裂。事实上，整本书反映了对这种劳务分工的深刻不满。历史学术研究和哲学论证确实需要不同的能力和训练方式，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两方面同样精通。而我显然也不例外。但是，这两个研究领域各自为政所付出的代价已经高得无法接受。简而言之：正确理解历史往往能让我们将哲学做得更好。接下来的内容是我试图论证，当代自由主义现象正是这样一个例证。一旦我们认识到近代早期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伯拉纠主义，我们将更好地理解罗尔斯式挑战的本质及其影响；并且，一旦我们意识到当代自由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默默地介入了［xii］神义论争论，我们就可以用从神义论争论中获得的哲学洞见，揭示当代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和错误假设。我相信，自由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致命的错误转向。如果我们未能意识到这一事实，那是因为我们无法辨认出它最初所走的道路。

▲ 基督教神学家伯拉纠（Pelagius，约360年—约420年）

本书隐含质疑的第二个分裂是长久以来政治理论和神学之间的分裂。我之前的许多工作都旨在挑战关于近代早期思想的世俗化标准解释，而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我先前所做的那些努力。但是在这里，我想更进一步。在这本书中我的主张不仅仅是，宗教主张和前提在早期政治话语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是进一步认为，严格区分西方思想史上大部分阶段中的神学与政治哲学，是时代错置的做法。鉴于大多数前现代理论家所共有的元伦理学假设，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界限极其模糊，以至于实际上并不存在。即使是在今天的世俗时代，单独从事其中一个学科而不同时涉及另一个学科，也是相当困难的。已故的帕特里克·莱利（Patrick Riley）曾写信跟我说：“神学是被提升到更高维度的政治哲学。”我认为这是我读到过的关于我研究的领域最精辟且深刻的表述。在本书结尾时，我希望你们会同意这一点。

（注释从略）

作者、译者简介

作者埃里克·纳尔逊，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罗伯特·贝伦（Robert M. Beren）教授，哈佛大学学士（1999），剑桥大学博士（2002）。其研究重点是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史及其在当代政治理论中的影响，研究兴趣包括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史、世俗化现象等。除《李尔王的直觉——现代政治哲学的伯拉纠源头》外，他还著有《王权派革命》（2014）、《希伯来共和国》（2010），并为《托马斯·霍布斯著作集》编辑整理了霍布斯翻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译者孙嘉琪，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