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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6年第2期（总第9期），注释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译按]启蒙时代的诸多思想家都对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历史抱有浓厚兴趣。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爱德华·吉本的核心关注是罗马文明的兴盛之道与衰亡之因，与此相关的蛮族问题也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吉本将蛮族分为东方蛮族与北方蛮族两大类，在对其各自的历史研究中探讨了两者的特征，及其对罗马帝国史的影响，由此反思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道德成因与制度原因。在蒙田、维柯等人之后，吉本关于蛮族问题的思考迄今仍然颇具启发。 

本文收录于作者所编文集《蛮族与野蛮的变形》（Yves Charles Zarka dir., Métamorphoses des Barbares et de la barbarie, Paris: Mimesis, 2019, pp. 53-67），感谢作者慨然授予中译版权。

▲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

罗马的历史——不仅是罗马共和国史还包括罗马帝国史，对启蒙思想家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对启蒙时代而言，塑造罗马特征的政治制度、罗马的德性、罗马的教育规则、荣誉感、爱国之情、罗马的军事力量，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一个文明典范的各项原则。由此产生了两个根本问题：这样一种文明如何能够维持如此长久的历史时段？尤其是反过来说，哪些原因能够解释它的衰落与灭亡？在爱德华·吉本的不朽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中，居于核心的就是这些问题。诚然，吉本绝不是第一个被罗马的历史——它的伟大与灭亡——吸引的人。在近代，马基雅维利就已经如此：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从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元老院和保民官的政治制度中看到了完美共和国（republica perfetta）的典范。后来的孟德斯鸠也是如此，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中接续马基雅维利的思考。卢梭同样显示出对罗马的强烈兴趣，但尤其对吉本的问题意识产生影响的当是亚当·弗格森的《论文明社会史》（1767）。

在弗格森笔下，文明社会史旨在勾勒建立文明社会的各个时刻，从展示人性的善倾向的野性（sauvagerie）原初状态，到直接源于财产且可能导致专制的野蛮（barbarie）状态，再到艺术、技术和科学进步而又不败坏风尚（les mœurs）的文明状态，最后到必然的衰落状态——因为曾经能让人达致文明的手段改变并最终败坏了风尚，带来脆弱、怯懦和贪欲，也就是说个人利益优先于共同体利益，以致人们处在需要一个主人、一个专制者的境况。

▲ 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

不过对弗格森而言，罗马帝国的衰亡构成了包含在所有民族历史中的这种衰落的范例。从某一方面说，弗格森提供了吉本的罗马史的钥匙。两个人笔下各有一个段落可谓一字不差。

  弗格森：罗马帝国睥睨群雄多个世纪，令所有竞争者都为之臣服，放眼四望，没有一个国家堪与其竞争，令其畏惧。然而，它最终却在一个缺少技艺、被其轻视的敌人面前陨落。在边境上，它陷于侵袭、掠夺，最终被征服，它全方位地衰落了，每个方面都在萎缩。其疆土遭到瓜分，所有行省像树枝离开树干一般，因衰朽而非疾风骤雨的猛烈冲击而脱离。就像枝叶经年累月地掉落，而非为某个更大的强力粗暴地予以破坏掉一样。马略曾用以挫败和阻止蛮族进攻的精神，执政官和军团曾凭以拓展这个帝国的文治与军事力量，如今都不复存在了。 

吉本：罗马帝国的版图现在仍然从西海洋直到底格里斯河，从阿特拉斯山脉直到莱茵河和多瑙河。在那些鄙俗的人的昏花的眼中，菲利普似乎是一个不次于哈德良或奥古斯都的强有力的君主。外形仍是原来的外形，但强健的体魄和活力却已不复存在了。人民的勤奋在无尽无休的压迫之下一再受到打击，终至完全消除。军团的纪律，在其他一切德性都被消灭之后，一直全靠它支撑着伟大国家的局面，现在也被皇帝们的野心所破坏，或因他们的无能完全松弛了。边界的防卫能力，过去一直便是依靠有生力量，而并非依靠工事，现在已在不知不觉中削弱；最美好的一些行省现在也完全暴露在野蛮人的掠夺或占领的野心觊觎之下，他们很快也便将发现罗马帝国已处于衰亡之中了。（《衰亡史》，页145）

就像在弗格森那里一样，在吉本看来，财富、人口、公民精神、军事德性的转变以及尤其是风尚与制度的败坏，解释了罗马的衰落。

我之前提到的从马基雅维利到吉本的所有作者，其共有的特征在于，他们处理罗马历史的方法都不是单纯史学的，也是政治的甚至哲学的。这意味着史学方法对吉本而言尤为具有决定性，因为他运用了一种批判[考订]的方法，这很有可能要归功于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这种史学方法取决于这些作者与当下之间的关系。在马基雅维利那里，问题在于：如何在四分五裂、备受蹂躏的意大利建立一个共和国？在孟德斯鸠那里，问题在于：制度与统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关系的后果又是什么？在卢梭那里，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将罗马人的公民德性、爱国之情与个体自由结合起来的现代观念？最后，在吉本这里，问题在于：在启蒙时代，人们从罗马历史中能得出什么教训？我们之后将回到最后的这个问题。

▲《罗马帝国衰亡史》英文初版书影，1776年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为蛮族赋予的地位使这部作品不同于其他。我们将会看到，他将蛮族分为两大类型：东方蛮族与西方蛮族。尽管他们有相同的目标——罗马帝国的毁灭，但他们不是相同的蛮族。诚然，孟德斯鸠将《罗马盛衰原因论》的第19章用于[探讨]：

1. 阿提拉的伟大；2. 蛮族定居的原因；3. 西方帝国首先被击溃的理由。

吉本在很多方面重拾孟德斯鸠的分析。不过，吉本的历史视角的独特之处，在于让某种关于蛮族的历史成为现实：这些民族的形成，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他们的迁移，他们持续发动的入侵，他们的宗教，他们的风尚，等等。因此，吉本对他所谓的蛮族抱有极大兴趣；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我也将处理吉本在野蛮与文明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这一问题。为了准确表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在现代，野蛮概念经历了某种演化以及对它与文明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从蒙田及其著名随笔《论食人部落》直到卢梭，中间经由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维柯及其“反思的野蛮”观念，野蛮概念变得相对化和内在化。蛮族不再仅仅是他者，对应人类历史上的某个古旧状态或是某些风尚和社会生活未经开化的民族的当下状态，而是文明发展中的产物自身。如果蒙田使野蛮概念相对化的话，维柯就将它内在化。全部的问题就在于吉本在这个方面所处的位置。

一　两种蛮族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8章中写道：

当无统治状态扰乱了国家的所有秩序，当军事力量摧毁了君主的权威、元老院的法律甚至军营的纪律时，长久以来一直威胁边境的东方和北方蛮族，公开攻击这一个正在崩溃的君主国的各个行省。（《衰亡史》，页146）

这段说法完全是用于描述亚洲的蛮族，主要是波斯。不过，他突出强调的是，这些蛮族完全不是没有文明的野蛮人（sauvage）。相反，关于阿尔达希尔一世（Artaxercès）重建波斯君主制的分析，表明他有一项宏愿，那便是恢复居鲁士的宗教与帝国，换言之，使他的祖国复归往昔的伟大。为此，他着手打击偶像崇拜，结束分裂（schismes），借由总议会（conseil général）通过的坚定决议挫败不信神者（参见《衰亡史》，页148）。随后，吉本专注于研究波斯人的宗教，即波斯人的古老先知和首位哲人琐罗亚斯德的宗教——他的神学原则、宗教仪式以及机构权利：

如果琐罗亚斯德的所有制度都体现出这种崇高的特质，他的名字就值得与努马和孔子并列；而且，人们完全有理由将我们的一些神学家、甚至哲学家所给予的赞美，全都用来称颂他的体系。（《衰亡史》，页151）

诚然，穆护在国家中形成了庞大阶层——拥有大量财物和广阔土地的祭司，这促使阿尔达希尔一世倾向不宽容与迫害。他废除了除琐罗亚斯德仪式之外的所有仪式。随后是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迫害。由此，阿尔达希尔一世在政治方面建立了一个覆盖整个波斯疆域的单一且强力的专制统治。战胜对手之后，他的抱负（ambition）投向邻国。但他在罗马人这里找到了可怕的敌人，后者在马可·奥勒留（Marc Aurèle）和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re Sévère）的统治期间几乎总是胜利一方。当阿尔达希尔一世命令罗马人立即撤出他的祖先曾经统治的行省，并要求他们安分地留在欧洲并将亚洲帝国留给波斯人时，最血腥的纷争就发生了。在这个问题上，吉本批判性地叙述亚历山大·塞维鲁在233年的所谓胜利，这一事件错误地给他带来荣誉。吉本如此结束自己关于波斯人的这一章：

波斯人与罗马之间的血腥冲突，以及它们对帝国衰落与灭亡的明显影响，使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民族的宗教和统治。（《衰亡史》，页159）

我们可以说，对吉本而言，波斯人只是在以下意义上才成为蛮族：他们属于另一种文明，外在于罗马文明并与之为敌，还要加上他们的政治专制。对北方蛮族的考量，则将完全在另一个维度。

▲ 阿尔达希尔一世接受琐罗亚斯德教主神授王权的岩石浮雕

《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9章题为“直到德基乌斯皇帝时代蛮族入侵前的日耳曼尼亚的状况”。吉本首先当然援引塔西佗关于日耳曼人的作品，后者在其中描绘了日耳曼人的原初状态和对独立的爱好。但对吉本来说，主要问题在于这些日耳曼人是如何能够在罗马帝国衰落的时期变得如此厉害。不过，这一章的惊人之处在于，北方蛮族经常被描绘为野蛮人，野蛮的蛮族（Barbares-sauvages），这与波斯的情况完全不同。吉本研究了他们领土的疆域，研究了气候及其对这些民族的性情（naturel）的影响：

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说，北方的民族天生拥有高大的身躯和无尽的体力，而且相比南方人，他们普遍具有更高的身材。日耳曼尼亚的严酷空气赋予当地人一种更适合剧烈活动而非持久劳动的力量。（《衰亡史》，页161）

在什么意义上，这些日耳曼人是野蛮的蛮族？答案是他们不使用文字。而对吉本而言，正是这将一个开化的民族与一帮陷于无知黑暗的野蛮人区分开来。没有使用文字这一点，解释了他们的粗野生活：没有技艺、没有进步，商业仅限于没有货币的商品交换。此外，在使用文字与使用货币之间还存在一种对照。

货币的价值是通过普遍同意确定的，用来表达我们的需求和财产，就像文字的发明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思想一样。（《衰亡史》，页165）

但是，这帮野蛮人如何能够对付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帝国、文明的典范？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吉本研究了日耳曼人和他们的风尚。而在他们身上，对自由的爱好胜过其余一切。由此一来，他们的政治组织有限且不稳定，仅仅为了共同安全而形成自愿联合（associations volontaires）。吉本还考察了以下方面：他们的君主和官员的权威，财产体系，风尚、尤其是妇女的风尚——与之相对的是罗马妇女的放荡行径（《衰亡史》，页170）。宗教体系只包括粗糙的主张，表达了他们的需要和恐惧，在和平与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蛮族的这种野蛮生活方式，解释了为什么罗马人几乎毫不费力就击退他们的进攻。这些进攻甚至最终在他们的敌人之间也引发内部的不和。

▲ 罗马帝国疆域图（公元3世纪）

因此问题又回来了：这帮野蛮的蛮族如何能够击败罗马帝国？这个关键点在第10章关于“蛮族的突然入侵”得到处理：

从菲利普盛大举办的世纪庆典（les jeux séculaires）到皇帝伽利埃努斯去世，这二十年的灾难使罗马世界遭受了蹂躏和耻辱。在这个灾难时期，每一刻都充满了耻辱和不幸，各省暴露在蛮族的入侵之下，并在军事僭主的专制统治下呻吟：帝国从各方面都在衰弱，这个庞大的躯体似乎正处于灭亡的边缘。（《衰亡史》，页177–178）

为了解释蛮族入侵的特征，吉本区分了构成北方敌人的主要民族。其中包括：法兰克人，他们因为对自由的爱好而得到这个名字，他们侵犯高卢、蹂躏西班牙；阿勒曼尼人——他们的名字All-men的意思是“所有人”——是勇敢凶猛的蛮族，时刻准备扑向帝国的边界；最后是哥特人，他们毁灭了希腊并威胁意大利。但是，不论北方蛮族拥有的力量是什么，如果罗马帝国的道德与制度没有衰落的话，就无法解释这些蛮族为什么能够摧毁这个帝国。

二　灭亡的道德与制度原因

在衰落中，道德与制度上的原因扮演着决定性角色。这一衰落本不会源于一场军事失利，或至少一场军事失利不会导致衰落，除非是由于罗马的内部衰落。在这一点上，吉本追随了孟德斯鸠的分析，并从历史编纂学视角予以强化。蛮族之所以能够战胜罗马帝国，正是因为帝国首先在风尚、政治和军事制度方面都已经溃败。

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的第9章，孟德斯鸠至少区分了三种衰落的原因，首先是公民精神的变化。公民精神首先保证了“每个士兵同时都是公民”，但伴随着共和国以及之后帝国的扩张，它的含义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第二，相应地，由于公民德性和爱国之情的衰落，帝国逐渐变得无法维系统治——马基雅维利关于所有国家的探讨，已经强调过这一点。第三，虽然统治罗马的法律有助于扩大罗马的疆域，但不能有助于维持罗马：

优良的法律（lois bonnes）与适用的法律（lois convenables）区别甚大，前者使一个民族得以主宰其他民族，后者使一个民族保持其已经获得的权力。

马基雅维利也展示过这一点。吉本则再度涉及这些理由：

一座最终膨胀成帝国的城市的兴起，这样一件少有的奇迹，很值得有哲学头脑的人思索。但罗马的衰败可是过分雄伟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结果。（《衰亡史》，页1156）

对吉本来说，罗马屈服于自身的重负：军队的远离、皇帝尤为关心自身的安全、风尚与纪律的败坏、权威意义的丧失和军事管理的松弛，解释了帝国为什么会变成蛮族的猎物。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其他原因，其中之一是罗马帝国的东西分治。而且，东罗马帝国与蛮族的妥协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 《帝国的历程：毁灭》

（美）托马斯·科尔 绘，1836年，纽约历史学会 藏

看起来，吉本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基督教在帝国内部扩张扮演的角色。首先，基督教柔化了风尚与积极向上的德性（les vertus actives）；其次，教会滋生了内部的不和：

皇帝们将注意力从军营转向了宗教会议：罗马世界遭受到一种新形式的僭政的压迫；受尽迫害的教派全变成了他们的国家暗藏的敌人。（《衰亡史》，页1157）

因此，教会在罗马的衰落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由此言之，罗马自身已经产生衰亡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蛮族加速了罗马的衰落。

三　野蛮与文明

因此问题在于，吉本在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上提供了什么真正特别的东西。

蛮族的形象在整个现代时期发生了变化：从蒙田的著名随笔《论食人部落》直到卢梭，中经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波斯人也是吉本笔下的两种蛮族类型之一）和维柯的《新科学》。这种变化根本上包括相对化和内在化的进程，相对化的进程由蒙田开启：

就我听到的情况看，我觉得在那个部族里，没有任何的野蛮（barbare）或未开化（sauvage），除非人人都把不合自己习惯的东西称为野蛮。当然，我们对真理和理性的唯一标准，似乎只是关于本国习俗及意见的例子和观念。

▲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

　　而这种相对化没有任何绝对之物：

因此，按照理性的准则，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蛮族（barbares），按照我们自己的情况则不能，因为我们在各方面都比他们更野蛮。

这里两相结合的是蛮族名称的相对化和理性规则的普遍化。蒙田既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也不是完全的怀疑主义者。他拒斥蛮族概念的希腊意涵，即在文明之外的人们，并通过对自然与文化之关系的反思加深野蛮与文明的对立。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延续蒙田的思路，在《我们都是食人族》中他写道：“食人本身并没有客观的现实性，它属于种族中心主义论（ethnocentique）的范畴：它只存在于那些禁止它的社会眼光中。”野蛮（barbarie）这一术语显然也是同样的情况。通过视角多样化的方式，这种术语的相对化也出现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

▲ 《帝国的历程：蛮荒时代》

（美）托马斯·科尔 绘，1834年，纽约历史学会 藏

野蛮内化到文明之中的情况出现在维柯这里。除了他对人类历史中野蛮时期的分析外，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含义，即将其称为“反思的野蛮”，也就是说由文明自身产生的野蛮。它源于文明的过度，并且比从前的野蛮具有更加残酷的特征。从前的野蛮凶残而直率，而现在的野蛮之所以残忍且卑劣，是因为它伪装在奉承与虚假的礼仪之下。维柯的这一见解，被卢梭以某种方式普遍化了：野蛮（barbare）不是野性（sauvage）。野性是自然人，他完全不了解文明，由一种粗野的自由和一种自发的同情所定义。相反，是进步、是人所创造的文明以人为的方式败坏了自然并解释了野蛮。当人完全去自然化后，只有文明人而无蛮族。由此得出的结果是，教育问题在卢梭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教育对人的塑造必须遵照（人的）自然而非人造的人。

吉本在这个框架中的位置是什么？我认为他所带来的是野蛮概念的复杂化（亚洲的开化蛮族与北方的野性蛮族之间的区分）。此外，他着重指出，罗马时期的日耳曼蛮族是如何能够在最文明的人之间成为民族（peuples）的起源。更加重要的应该是他对蛮族的人口、风尚、行为和宗教的研究。这些成为历史编纂学的一个对象。

结论：蛮族与我们

按照吉本的看法，启蒙时代的人们从罗马的历史中得出的教训是什么？

这个问题还贯穿《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一般评述”一章，在这一章中，他明确拿罗马的灭亡与各种威胁欧洲的危险比较：

这一可怕的革命完全可以用于教诲目前这一时代的人民。一切都只着眼于，都仅只为了推进他本国的利益和荣誉，乃是一个爱国者的职责：但一位哲学家却应该可以放大他的眼光，把其居民已达到同样文明和开化水平的欧洲视为一个大共和国。……地球上的野蛮民族是文明社会的共同敌人；我们可能会带着急切的好奇心想问一问，欧洲现在是否仍处在过去频频破坏罗马的军力和制度的各种灾祸的威胁之中。也许同样这种思考将向我们说明那个强大的帝国究竟如何会倒下，并使我们了解到实际保证我们的安全的可能的原因。（《衰亡史》，页1157–1158）

在这组罗马的废墟与启蒙的欧洲之间的对照中，吉本突出了那些已经促成帝国灭亡的源头，它也是如今的欧洲必须要克服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未开化意义上的蛮族（le Barbare）：

罗马人完全不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危险程度和自己究竟有多少敌人。……一批又一批无数的蛮族以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压向罗马帝国；而且，如果排在最前列的被消灭了，空出的地方立即便会有一批新的进攻者补充上来。（《衰亡史》，页1158）

同样的原因在当下还会占据上风吗？吉本的回答完全是否定的，原因是蛮族（peuples barbares）的撤退。但他补充的一点会引起我们兴趣：

然而，这一表面上的安全却不应使我们忘记，新的敌人和意想不到的危险仍有可能从几乎在世界地图上找不到的鲜为人知的民族中忽然涌现。阿拉伯人或萨拉逊人曾占据从印度到西班牙一带的大片土地，而在穆罕穆德将充满热情的灵魂注入他们野蛮的身躯以前，他们一直在贫困和受人轻蔑中喘息度日。（《衰亡史》，页1158）

第二且主要的原因是风尚的败坏和政治制度的恶化。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吉本反对美国革命及在其中占上风的平等主义。对他而言，不论是对于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安全还是对于风尚来说，民主都是一种危险。

这表明，如果吉本的作品运用了某种批判的历史编纂学的原则，伴随着对来源的比较和批判、对多种阐释的陈述以及对最有可能为真之物的评估，他像弗格森一样引入了政治的、甚至人类学的考量。认为人性及其激情具有持久性，这一观点使他能够多次并明确地弥补历史信息的缺陷。

▲ 《罗马帝国衰亡史》

黄宜思、黄雨石 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作者、译者简介

作者伊夫-夏尔·扎卡（Yves Charles Zarka），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巴黎西岱大学（Université Paris Cité）荣休讲席教授，国际霍布斯学者协会荣誉主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托马斯·霍布斯中心与现代哲学史中心创立者、前主任，法国著名政治哲学期刊《城邦》（Cités）主编，《霍布斯年鉴》（Bulletin Hobbes）主编，法国重要学术出版社PUF、Vrin、Mimesis、Armand Colin等哲学书系主编。扎卡教授在现代政治哲学、霍布斯研究、欧洲问题等领域均卓有建树。代表著作《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决断：政治学的条件》（La décision métaphysique de Hobbes : conditions de la politique）、《霍布斯与现代政治思想》（Hobbes et la pensée politique moderne）、《古典时代的哲学与政治》（Philosophie et politique à l’âge classique）、《主体性的另一条道路》（L’autre voie de la subjectivité）、《权力的形式》（Figure du pouvoir）、《大地的不可划拨性：重塑哲学的首要原则》（L’inappropriabilité de la Terre : premier principe pour une refondation philosophique）、《重建世界主义》（Refonder le cosmopolitisme）等被译为多国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围产生重要影响。

译者谢清露，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巴黎西岱大学政治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欧洲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