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进展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英] 培根 著

朱琦 李明轩 译

商务印书馆，2025年4月

（丛书：“经典与解释”丛编）

内容简介

弗朗西斯·培根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上承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哲学精神，下启英国经验主义，对整个近现代哲学有直接影响。《学问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是培根“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在此书中，培根对全部人类知识做出了系统划分，由此构建起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先导。

本项目贡献了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的第三个中译本，译名为《学问的进展》。在此之前，关文运的第一个译本《崇学论》整体用白话文翻译，其中夹杂不少古文，且以竖版印刷出版，对现代读者的阅读体验有一定影响。刘运同的第二个译本《学术的进展》在语言风格、翻译手法上更贴近原著。但由于培根在其写作中大量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英文中穿插着许多拉丁语，因此某些用词用语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本译本参照牛津1891版原著，以及其他多个版本，再参照牛津2000版注释，在坚守信、达、雅翻译原则的基础上，对文本做了600多处注疏，其中150余处解释性注疏，并附上2万余字的长篇中译者序言。

▲ 培根《学问的进展》扉页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91年

 目   录

1891年版序（莱特） 

第一卷 关于属神的和属人的学问的精进和进展 

第二卷 

培根生平及作品年表 

▲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内文试读

英译本序（节选）

莱特（Willam Aldis Wright）

弗朗西斯·培根于（Francis Bacon）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斯特兰德的约克豪斯，这是他父亲、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爵士（Sir Nicholas Bacon）的宅邸。60年后，本·约翰逊（Ben Johnson）如此唱到：

英格兰大法官，命中注定的继承人，

躺在柔软的摇篮里，对着他父亲的椅子。

他的母亲库克（Anne Cooke）是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为他父亲生了两个孩子，她的大姐嫁给了伯利勋爵（Lord Burleigh）。其兄安东尼，是埃塞克斯（Essex）的朋友兼通讯员，比弗朗西斯大两岁。人们对他们的童年一无所知。

1573年4月，弗朗西斯刚满12岁，两兄弟作为可与研究员同桌吃饭的大学生（fellow commoners）一起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于同年6月10日至13日之间被大学正式录取。他们被安排在学院院长惠特吉夫特博士（Dr. Whitgift）的监管下。后者除了担任院长这一显赫职位，还同时主管林肯教区，在伊利（Ely）区任教职，并担任特弗莎姆教区长。他发现这些职位之间并无冲突，但之前他已经辞去了皇家神学教授的职务。他保存着一本由已故的梅特兰德博士（Dr. Maitland）在《英国杂志》（British Magazine, vols. xxxii. xxxiii）上发表的帐册。从中我们收集到一些弗朗西斯·培根大学生涯中微不足道的事实。

例如，我们知道了他住校期间，即从1573年4月5日到1575年圣诞节期间，院长的父母送了他好多双鞋、一把弓和一袋箭、擦脖子用的油、他生病时付给potigarie的钱、他康复期间买肉的钱；我们知道了他书房里有一张书桌，他染长袜用了12便士，从仲夏到米迦勒节付给洗衣女工3先令，他的紧身裤缝补过，他的窗户装了玻璃，他买了两打丝袜，一条长裤和一双便鞋，还有一打新钮扣扣在他的紧身上衣上。两兄弟从伦敦买了一些书。其他的书都是院长给他们的，如李维、西塞罗、德摩斯梯尼的《关于奥林索斯的演说》（Olynthiacs）、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恺撒、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色诺芬、撒路斯特和赫莫吉尼斯（Hermogenes）等的作品。1574年8月下旬到次年3月21日之间的记录中断了；这期间瘟疫在剑桥肆虐，学校里的人员都被遣散了。

培根在三一学院住所里的唯一记录是他在《木林集》（Sylva Sylvarum，cent. ii . 151）里的一段回忆，这表明他早在这一时期就开始观察自然现象。“我记得，”他说，

在剑桥的三一学院，有一间楼上的房间，因为人们觉得那屋顶太不牢固，所以在房间中央立了一根粗大的铁柱支撑它；如果不小心撞到铁柱，撞击发生的房间噪音不大也偏低，但紧贴着的楼下那间房间的声响却像炸弹爆炸一样大。

在此我们也许可以描述一下这两兄弟住的房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住在国王大厅（King's Hall）所在的大楼，内维尔博士（Dr. Nevill）在建造如今的旧法庭时将它搬走了。不知道被搬到哪里去了。在这些残片上再加上他的专职教士和最早的传记作者罗利博士（Dr. Rawley）讲述的一件轶事，就是我们所知的关于培根十五岁之前的一切。罗利博士讲述的是一个异常严肃和机敏的孩子，未来的大法官和廷臣。女王

非常高兴地同他交谈，向他提问以考验他。他向她表现出超越自己年龄的严肃和成熟，女王陛下经常称他为“小掌玺者”。女王问及他的年龄，他回答得非常谨慎，那时他只是个孩子，却回答说，他的年龄比女王陛下的幸福统治时间少两年。女王对这个答案非常有兴趣。

▲ 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内的培根塑像

另一则轶事也来自罗利，也大概发生在这一时期，关于这则轶事的传闻已经够多了。

那是他在读大学，大约十六岁左右（正如大人乐意告诉我的那样），他先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产生了厌恶；他不是认为亚里士多德这个人没什么价值，对于哲人各方面个人品质，他都给予极高评价，而是认为那种方法没什么价值；作为一种哲学（如阁下自己的表述），它的强项只体现在争论和提出论点（contentions）上，在作品产出和有利于人的生活方面却非常贫乏；他直到去世时都一直持这种想法。

上面讲的三一学院学生房间里的铁柱故事表明，培根的注意力很早就集中在对声音的观察上，因此我们可以猜想，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尝试了《木林集》（cent. ii . 140）中记载的实验：

在圣詹姆斯原野有一条砖砌的渠道，连接着一个低矮的地下室，沟渠尽头有一座圆石屋。砖砌的渠道里有一扇大气窗；圆石屋里有一条宽幅很小的狭缝或裂缝；如果你朝裂缝叫喊，气窗口会发出可怕的咆哮。

这一切都带有几分孩子气。魔术师的故事应该也发生在这段时间（Sylva, cent. x. 946），因他必然是在弗朗西斯离开英国之前在尼古拉斯·培根爵士的府邸里展示他的把戏。

但是他的父亲想让他有公共职务，成为政治家或外交家，于是让他在剑桥花了将近三年时间阅书后，把他送到法国去阅人。我们从伯利（Burghley）日记中得知，1576年9月25日，“保莱特爵士（Sir Amyas Paulet）在卡利斯登陆，准备代替戴尔博士（Dr. Dale）成为法国外交大使”。但直到次年二月，他才接替了这个职位。培根到达巴黎后显然跟随了大使。因为在1576年6月27日已经加入了大律师公会（the Society）后，他于11月21日获准进入格雷律师会馆（Gray’s Inn）的大团体（the grand company）。随后，“他被委任负责给女王传递消息或通告；他的工作得到了赞许，于是又回到法国，打算在那里再干几年”（罗利语）。在此，我们发现他仍然热衷于观察自然现象，和之前一样，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关注声音上。这让他能在近五十年后还能用自己的话描述所当初听到的东西。

关于回声不断，某地有个很罕见的例子，我来精确描述一下。在离巴黎大约三四英里一个叫夏雷敦桥（Pont Charenton）的小镇附近，从塞纳河上还时不时快速窜过一些小鸟。有一个房间，是小礼拜堂或者小教堂。两边和两头的墙都直立着，还立着两排柱子，按照教堂过道的样式排列；屋顶是敞开的，没有任何一堵墙附近留有任何弓形物饰。靠着每根柱子，都堆有一堆约一人高的木坯料，那是塞纳河上运木头的船夫（不是用船）堆放在那里的，（看起来）是为了方便。我在那头说话时，确实听到那声音回响了十三下。我还听其他人说回响了十六下。我下午三点左右到那儿而，回声在晚上最清晰（和所有其他回声一样）……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夏雷敦桥的回声区的时候，一个老巴黎人认为那是鬼干的，是好鬼干的。因为他说若是呼唤撒旦，回声传回来的不会是魔鬼的名字，而会是va t’en，这个词在法语里大概是“拉出去”或“回避”的意思。因此，我很高兴地发现，回声不会原声返回，只是嘶嘶的内响声。（《木林集》，cent. iii . 249 , 251.）

他讲的另一个自己的故事也属于他生命中的这一阶段。

我从小一个手指头上就长了个疣子。后来，大约十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在巴黎，短短一个月内，我的双手上长了许多疣子（至少有一百个）。英国大使的夫人，其实完全不迷信，有一天她告诉我，她会帮我除掉疣子。于是她拿了一块肥猪肉、猪皮朝外，用脂肪的那面把我所有疣子全部揉擦了一遍，包括我从小就有的那颗。然后，她把那块猪肉钉在她房间朝南的窗柱上，脂油那面对着太阳。五个星期内，我所有的疣子全部都消失了，我忍受了那么长时间的那个疣也一并没了。（《木林集》，cent. x. 997）

然而，声音和认同秘术等问题并没有占据他活跃头脑的全部。正是在巴黎学习外交期间，他发明了在《崇学论》（De Augmentis Scientiarum）第六卷末尾描述的密码术，他大概也在这里见过那个奇怪而有远见卓识的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l），当时这人正在香榭的圣马丁修道院里隐居。1577年的夏天，法兰西王室正在普瓦捷，保莱特爵士可能也在那里，和培根一起住在给他们安排的套房里，从七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底。我们是从培根叙述的他与一个愤世嫉俗的法国年轻人的谈话中得知，他在法国时曾在普瓦捷待过一段时间。那个年轻人可能当时还是学生，后来成为了相当杰出的人（Hist. Vitae et Mortis, Works, ii. 211）。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本人曾在那里的大学学习过。

▲ 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l，1505—1581）

但是发生了一件改变了他整个生活走向的事。1579年的2月20日，尼古拉斯·培根爵士在仅病了几天之后就去逝了。奇怪的巧合是，之前他儿子做的一个梦预兆了他的去世，培根反思自己的这个梦后似乎认为，这梦几乎预示着有灾难即将到来。他说：

我记得，当时我在巴黎，父亲在伦敦去世。父亲去世前两三天，我做了一个梦，我还把这梦给几个英国绅士讲过，我梦见父亲在乡下的房子被涂满了黑色泥浆（Sylva, cent. x. 986）。

一个月后，即1579年3月20日，带着保莱特爵士写给女王的信件和嘉奖状，培根离开了巴黎。据罗利说，他的父亲为了给幼子购买一处房产一直在攒一大笔钱，然而突如其来的死亡让他没能完成这一心愿，弗朗西斯只得到了他父亲个人财产的五分之一。外交官的职业生涯被迫中断，过专于研究的休闲生活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对于一个愿意只为学习而活着的人来说，除了学习如何生活之外，他别无选择。

▲ 年轻时的培根像，希利亚德 绘，1578年

回到英国后不久，他似乎在格雷律师会馆修了一门法学课程。1582年6月27日，他成为了外席律师。第二年，人们便能见他穿着律师服在城里到处走动，许诺他会干得很好。与此同时，他开始了那部使他声名远扬的伟大作品，正如四十年后他对富尔根修神父（Father Fulgentio）所说的那样，他给这个作品的初稿起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名字，叫做《刚健时代的诞生》（Temporis Partus Maximus）。

1584年，培根出现在新的舞台，此后的30多年里，他从未离开过这个舞台，在这舞台上，他取得了一些伟大成就。11月23日，他作为多塞特郡梅尔科姆瑞吉斯市的议员进入下议院。在《德埃维斯爵士日志》（D’ Ewes’ Journal, p.337）中，他的名字出现在12月9日任命的审议“普通告发者扰乱治安的矫正法案”（Bill for redress of Disorders in Common Informers）的委员会上。他代表汤顿（Taunton）参加了1586年10月29日召开的下一届国会，并于11月4日发表了关于苏格兰玛丽女王“伟大事业”的演讲，但这一演讲没有保存下来的记录。他和两院的其他议员一起去觐见女王，提交请愿书要求尽快处决玛丽。在先前的二月，他在格雷律师会馆已经获准坐上高桌，不久又按期成为了“坐凳人”。他是“为讨论向女王陛下提供贷款或捐赠问题而指定的委员会”和“剥夺公民权法案”的成员之一，也是被派去与上议院商讨议会立法延续法案的人员之一，除此之外，我们再也不知道关于他在本届议会中的其他信息。接下来，他成为了利物浦议员，忙于频繁的委员会会议，并向下议院报告会议的进展。此时正值马尔普莱雷特（Marprelate）论战的鼎沸时期，培根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英国国教之争的通告》（“An Advertisement touching 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的文章，就正在争议中的那些问题阐发了睿智且审慎的见解。此文在他身前并未付印，包含着其“论宗教的统一性”（“Of Unity in Religion”）一文的萌芽。

1589年，他获得第一次晋升，是继任某个职务的权益，然而，接下的近20年来，他却并未获得实际上的晋升。这年的10月，我们在伯利的印刷日志中发现这样一条：“授予弗朗西斯·培根星室法庭法律顾问书记官职务。”那职务值1600英镑或2000镑一年，但当前还有人占着，于是培根不得不怀揣着希望直到1608年7月16日。同时，正如他自己说，“这就像另一个人的土地围住了他的房子，可能会改善他的前景，但却填不满他谷仓”（罗利语）。在未来的很多年他一直穷困潦倒，干着他并不喜欢的职业。然而，正如他给伯利的信中所示，他对沉思生活的目标有多大，对节制政治的目标就有多大，因为他的兴趣范围囊括了所有知识。而此时，他最大的目标是获得一个职位以让自己摆脱贫困、有闲暇去追求智识上的抱负。这是他在31岁时所渴望的事业，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理解他以后生活中的各种动机的正确性。

1592年2月，他的哥哥安东尼进入格雷律师会馆，培根夫人对大儿子的宗教幸福给予了慈母般的关怀，由此我们可知，家族的宗教祈祷仪式择取完全忽略了弗朗西斯，他不应被视为他哥哥的榜样，这种事情无需征求他的建议。

斯佩丁（Spedding）先生极有可能在1592年秋安排了关于颂扬知识和颂扬女王的演讲，这些演讲显然是为某种宫廷目的而写，可能是埃塞克斯伯爵特意为女王节设计的。与颂扬女王主题密切相关的是一篇题为“对1592这年发表的一篇诽谤文的些许评论”的文章，这是培根回应帕森斯神父（Father Parsons）的《回应伊丽莎白女王令》（Regina angliaeum Responsio and dictum）时所写。

……

▲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

1594年3月，他写过一份报告——《关于女王陛下的御医罗德里戈·洛佩兹医生令人憎恶的叛变谋划》，但身前并未付印，埃塞克斯用高超的技巧将其摹写下来。另一方面，后者固执任性地敦促女王批准培根的职业诉求，然而这非但没有推进反而损害了培根的事业。由于希望被推迟，培根痛心不已，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退隐和几个人一起去剑桥，在学习和沉思中度过余生，不再回头。

4月10日，寇克（Coke）任检察总长的任命被签发并送达。由于这一任命，副检察长职位出缺，埃塞克斯再次向女王提出让培根继任，女王却瞧不上培根的司法能力，认为他在法学不够深刻，只是表现出有渊博的知识，但她认可培根有“伟大的智慧和卓越的演讲天赋，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优秀学识”。1594年7月27日，他在北上途中因病滞留在亨廷顿，于是去了剑桥，并获得荣誉文学硕士学位。女王仍然不为所动，但稍有让步的是在6月13日已经指派他去调查关在伦敦塔里的两个人，这两个人涉嫌一件阴谋。8月和9月，他也忙于同类事务。然而，期待已久的晋升还是没有到来。这一年的圣诞假期里，他自娱自乐，开始写《熟语雅言集》（Promus of Formularies and Elegancies），并为格雷律师会馆的一次娱乐活动写演讲稿。

1595年11月5日，辩护律师弗莱明（Serjeant Fleming）被任命补上之前出缺的副检察长职位，结束了一年半多的延迟。埃塞克斯因为自己的请求未被获准而感到备受其辱，此事的失败，某种程度上也许是由于他催促这件事时缺乏判断力。培根夫人说得没错，“虽然伯爵极其热心，但却用暴力的行动方式破坏了一切”。但他慷慨地决定，不让他的朋友因为与自己的友谊而一败涂地。他们之间在这事件上的关系，斯佩丁先生说得很妙：

就他与培根之间来说，并不存在谁欠谁的情。他对培根付出了友情和信任，热心且努力地帮助他。而培根对他，不仅喜爱且热心，而且在他的事情上不问缘由地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对此，他尽最大努力、以最好的方式来回报——即设法提升培根的职业地位；但既然失败了，便（不无自然地）想要给他一些补偿。

▲ 埃塞克斯（Robert Devereux, 2nd Earl of Essex，1567—1601）

“你不能拒绝，”埃塞克斯说，“请接受我赠予你的一块地”。培根拒绝了，但伯爵坚持，接下来的事必须用培根自己的话来讲述，因为这表明他如何区别看待公民的义务和朋友之间的义务，以及他如何像伯里克勒斯一般固守着一个原则——埃塞克斯只能是一个特殊的朋友，即目前在与更高的义务不冲突的情况下（是朋友）。他徒劳地劝说埃塞克斯不要模仿吉斯公爵，把自己的财产变成别人对他的义务，他说：

大人，我知道我必须成为您的封臣，持有您赠予的土地，但您知道成为您的封臣在法律上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对国王和属于国王的其他大人的忠诚从此有所保留。因此，（我说）我的大人，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属于你了，那样就必须恪守那种古老的保留。

培根似乎已经预见到，埃塞克斯的冲动鲁莽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将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更低的义务将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义务。他对此的感受有多么强烈，可以从他写给伯爵的信的最后一句话看出，这封信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生命中的这一时期，并带有警告之音。

我认为我是个普通人，（不受欢迎，但普通），我尽可能地守法以让自己能被划归为普通人，大人，您必然也如此。

五年后，他的口吻一如当年：

我谦恭地请求您相信，我渴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渴望得到认可——首先是作为好公民，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做女王真正的好仆人，其次才是作为好人，那就是做正直的人。

这次商议的结果是，埃塞克斯送给培根一块地，后来培根以1800英镑的价格将其卖给了尼古拉斯（Reynold Nicholas）。

培根具体何时被女王任命为法学方面的学者顾问之一，并不十分确定。据推测，早在1592年初就有这一任命了。在索美塞特郡泽尔伍德森林的60英亩土地的租契中，他的称谓就是这个头衔，这块地是1596年7月14日王室授予的。而1595年11月17日撤销特威克纳姆庄园租约的批准书中没有以此称呼他的事实来看，他似乎是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被任命为女王的法学顾问的。与此同时，为了舒缓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失望，他更专心于钟爱的学问研究，并在1597年初出版了《论说文集》（Essays）的第一辑，这些文章都是之前就写成，已经以手稿的形式流传开了。从他写给哥哥安东尼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显然认为出版此书还为时过早。他说，“我现在就像那些有果园的人一样，在果实成熟之前就把它们摘下来，以防被偷”。这一辑里包括《善恶的色彩》（“Colours of Good and Evil”）和《神圣的沉思》（“Meditationes Sacrae”）。在1596年初以埃塞克斯为名写的《给茹特兰伯爵的旅行建议》（“Advice to the Earl of Rutland on his Travels”）和《富尔克·格雷维尔爵士的研究》（“Sir Fulke Greville on his Studies”）中，也可以发现他的笔触。

1596年4月30日，掌玺大臣帕克林（Puckering）去世，埃格顿（Egerton）晋升至这一职位，他原所在的案卷主事官一职就空缺出来。培根再次成为这个职位的候选人，埃塞克斯和以前一样支持他接任，结果也如从前一样，拖延以及最后的失望。伯利的影响也未能谋得更大的成功。培根曾设法为他的外甥谋得事务律师（solicitor）资格，但没有成功，他又设法为他在王室监护法院谋个职位。据斯派丁先生推测，很可能是监护法院代理律师职位。但这一切都无果而终，另一桩更私人的追求也无果而终——其实培根曾考虑过不做追求，这一过程中埃塞克斯又力挺其友。他是否真的向威廉·哈顿爵士年轻而富有的遗孀、伯利的孙女哈顿夫人（Lady Hatton）求婚，我们不得而知。从他写给埃塞克斯的信可以看出，他很可能知道求婚成功的机会渺茫，1598年11月7日，这位女士成为了他的死敌寇克爵士的妻子。

1597年秋天，培根和埃塞克斯之间产生了隔阂。一方发出警告，另一方则置若罔闻，“随着时间的推移，”培根在他的致歉书中说，“我和大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中断了；因此，在大人动身去爱尔兰之前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他没有叫我去，也没有像以往那样给我任何建议”。在卡迪斯远征取得辉煌成功之后，培根给伯爵写了一封信，对他的做法提了一些建议；这是一封最理智的充满智慧的信，表明作者清楚地了解埃塞克斯的性格弱点。他建议的策略和埃塞克斯所采取的策略之间的差异，最明显的莫过于培根在他的致歉书中的自述：

我早就断定，与女王相处的唯一途径是奉承和顺从……另一方面，我的大人却有一个固执的观念，认为只能用某种匮乏和权威，来迫使女王让步。

没有人比培根通过自己的经验看得更清楚，这段话有多正确；无论在合适还是不合适的时机，他都给了埃塞克斯“一个智慧者的忠告，次之是一个有远见的朋友的忠告”（沃顿爵士语）。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埃塞克斯天性急躁，不愿走一条如此要求自我克制的路。他依然我行我素，接下去的短短几年里，他的岛屿征程有部分失败，爱尔兰远征则彻底失败，他匆忙返回，女王非常不满，然后便是他最后的灾难。

……

对于埃塞克斯罪行的真实性质，以及培根在他的审判和定罪中所起的作用，存在着如此多的误解，因此有必要做一些详细讨论。然而，培根在这一事件里的任务并没有随着伯爵的处决而终止。虽然证据确凿、无可推脱，但审判过程却很马虎，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混乱。人们希望有一份权威报告，清楚地阐明这一罪行的真正性质，以及正式判决凭靠的证据，起草这份报告的任务就交给了精通文笔的培根。其结果是1601年公版的《已故的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及其同谋企图和犯下的背叛女王大人及其王国的罪行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Practises and Treasons attempted and committed by Robert late Earle of Essex and his Complices, against her Maiestie and her Kingdoms, & c.）。他接到的写作指示非常精确，初稿写好后就提交给了“某些主要顾问”，他们“几乎是重写了一篇”，所以培根本人“只提供了文字和写作风格”，在这一点上，他没有任何恶意的掩饰或删减。主要罪犯都受到了惩罚，培根努力营救罪责稍轻的参与者，并且收效不错，九个人中有六个人没有被判处死刑。

1601年春，他失去了一直深爱的胞兄安东尼。他获得了对埃塞克斯的同伙之一凯茨比（Catesby）的罚款1200镑，进而偿还了某些压在身上的沉重债务，境况从而有所改善。

伊丽莎白任期内的最后一次议会于1601年10月27日召开，培根既是伊普斯维奇也是圣阿尔班的议员。显然这表明，在埃塞克斯阴谋事件中他的行为并未招致国家的谴责。他一如既往地发声且被听取，他的笔仍旧繁忙，书写着所有重要事务。

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去世，詹姆斯即位，但培根的前途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他仍旧被获准担任学者顾问。7月3日，他写信给塞西尔说，他不得不卖掉在赫特福德郡居地的周边地区，以保住其主体，如此才能摆脱债务，让手头有点余钱，“那片地年入300镑，里面有一栋漂亮的房子和上好的林木”。他希望受封为爵，因为之前曾受到过的某些侮辱，而且格雷律师会馆里他所在的餐堂新加入了三位有爵位的人。他寻求这一荣誉最重要的原因，他一直到最后才说：“因为我寻到了一位高级市政官的女儿，一位我喜欢的漂亮姑娘。”但他特别希望，这一荣誉是因为自己的真正卓越而授予，而非“仅仅因为他在一个团体中很合群”。

7月23日，他的愿望实现了，但同时还有三百人受封。他想在事业上更进一步的抱负在新君主的统治下破灭了。在之前提到的写给塞西尔的信中，他说：“我现在的抱负只寄托在我的笔下，如此我能保持未来时代的记忆和功绩。”詹姆斯即便不聪明，却无疑很博学。他登上王位之时，培根看到了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的希望，即知识的复兴和人类王国的扩展。也许就在这一年（1603年），他写下《学问的精进和进展》（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第一卷。这一时期的其它文字作品还有《浅谈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国的幸福联合》（A Brief Discourse touching the Happy Union of the Kingdoms of England and Scotland）和《关于更好地安抚和陶冶英格兰教会的若干考虑》（Certain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better Pacification and Edific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后者可视为1589年写就的关于同一主题的小册子的续集。此作其中一部分于1604年印刷，但未出版，其编写显然直接涉及汉普顿法庭会议上讨论的主题。同一年，他为自己在埃塞克斯审判中的行为致歉，对象是现在的德文郡伯爵蒙乔伊。

新王朝的第一届议会于1604年3月19日召开，培根再次代表伊普斯维奇和圣阿尔班二地参加，在下议院的各项议程中仍扮演着显著的重要角色。他作为学者顾问团成员之一的职务于8月18日获得专权认可，同时还获得了年薪60英镑的生活补贴。他的假期都用来起草《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国联合的某些条款或考虑》（Certain Articles or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Union of the Kingdoms of England and Scotland），因为被任命的委员会将于10月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同时还准备好一份涉及陛下行事风格的公告草案，但未被使用。当委员会开始开会时，事务律师有职位出缺了，但是培根再次被被排除在外，被任命的是多德里奇（Doderige）。

……

与苏格兰的联合和苏格兰人入籍问题仍然是摆在下议院面前的重要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我们有一段培根1606年11月25日的演讲片段。关于后一个问题，他1607年2月17日给富勒（Nicholas Fuller）的回信里有提及。3月28日，他发言反对律法联合的动议，6月17日，他向下议院汇报了索尔兹伯里和南安普顿伯爵在商人对西班牙不满请愿会上的发言。他如此辛苦挣来的回报终于来了。多德里吉被任命为国王的辩护律师（serjeant），培根于1607年6月2日接替了他副检察长的职位。

▲ 《论古人的智慧》书影

刘小枫 编，李长春 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

现在，他再也不用担心贫困会像徒步旅客般悄悄接近他，或像携带武器之人那样突然袭击他，他心神更稳定平静，因而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扩大人类知识疆界的计划中去了。伟大的复兴现在似乎已经有了明确的形式，作为为伟大的复兴扫清道路的手段，他写下了《想法与结论》（“Cogitata et Visa”）一文，这篇论文想必是1607年下半年的产物。他在同一时期的专业作品包括《对王座法庭与议会在边界地区问题上的诸多分歧的看法》（“A view of the differences in question betwixt the King’s Bench and the Council in the Marches”），以及两份公告，一份涉及边界地区，另一份涉及陪审员。

第二年（1608年），由于米尔（William Mill）在7月16日去世，星室法庭书记员职位出空。培根已经耐心地等待了它将近二十年。夏季假期期间，可能是由于瘟疫爆发带来了不得已的空闲，他写出《关于伊丽莎白女王的幸福回忆》（In felicem memoriam Elizabethae）。将近年底写就的关于爱尔兰种植园的论述，至今人们读到仍饶有兴趣。他写给朋友马修（Toby Matthew）的信表明，在接下来的一年（1609）里，“复兴”工作并没有被搁置。“我把《伟大的复兴》留着我们见面讨论，它并未沉寂。”他寄给马修《序言》里的一两页，其中勾勒了整部作品的轮廓。不久之后，他又转寄了另一部分，可能是《哲学的反驳》（“Redargutio Philosophiarum”）。就在这一年里，他还写了一部他称之为消遣的小作品，即阐释古希腊和古罗马寓言的论文集《论古人的智慧》（De Sapientia Veterum），并将其交给同一位朋友以征求意见。同时还修订和细化了《想法与结论》，并给已经从奇切斯特教区调换到伊利教区的安德鲁斯主教（Bishop Andrewes）寄了一份手稿。

……

1612年11月13日，凯里爵士去世，王室监护法院主官一职再度空缺，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肯定期待得到这个职位，他让大部分手下穿上了新斗篷。后来，当寇普爵士（Sir Walter Cope）就任时，有人欢快地调侃，沃尔特爵士是王室监护法院主官，培根爵士是王室侍从主官（Rawley）。

他可能会如以前一样说sic no non nobis [我们的所作所为并非为着自身]。一直以来他的职位几乎都是学徒身份，可是，晋升不久就来了。1613年8月7日，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弗莱明爵士（Sir Thomas Flemming）的去世带来了变化。寇克爵士，此前一直担任普通诉讼法院首席大法官，成为英格兰首席大法官和枢密院议长；霍巴特（Hobart）接替了他的职位，培根于10月26日接替霍巴特成为检察总长。为了加深这一变化的效应——虽然培根本人认为此事全由国王主导，但法庭宠儿萨默塞特希望能给自己脸上贴点金，显然是为了免除自己的默示义务，于是培根全然负责了筹备格雷律师会馆为庆祝萨默塞特与离婚的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结婚而举办的假面剧。

他被任命后从事的第一项专业工作是，1614年1月26日在星室法庭发表对决斗的指责。但是，人们常将他的名字与两个案子相关联，现代人对他这个人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两件案子——圣约翰案和皮查姆案的讲述方式。就前一案件，对他的指控是，他利用手中正在简化和重新编纂的法律，显得像是为主张国王无权加重强制性征费的圣约翰（Oliver St. John）辩护，实质上是为了实现最卑鄙的暴政目的。培根在这一案件中纯粹是行使官方职能，所以几乎没有必要探究对圣约翰的指控是否合理，以及后者的行为是否像麦考利所说的那样“有男子气概且合乎宪法”。情况是这样的。1614年6月，培根被剑桥大学、伊普斯维奇和圣阿尔班这三个选区再次选入的议会，在没有投票决定提供任何供给的情况下被解散了。为了满足国王的需求，有人提议可筹措自愿捐款，所有愿意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捐款。没有施加强制，也不是征税，而是严格意义上的慈善捐赠。10月11日，马尔伯勒的绅士奥利弗·圣约翰（不是长期国会里的圣约翰）给马尔伯勒的市长写了一封信，谴责这种慈善捐赠违背法律、理性和宗教，并指控国王违反了他的加冕誓言。星室法庭于1615年4月15日审理此案。以寇克为首的法官们一致主张慈善捐赠的合法性，判处圣约翰5000英镑的罚款，还将随国王的意愿囚禁他。在这件事上，培根完全依照枢密院的指示行事，即使他倾向于控方，也没有证据，而且法官们的一致意见也必定会增强他的立场。

▲ 《旧与新伦敦》画稿中描绘的星室法庭，1836年

皮查姆案的性质不同，因为这个案子对培根的指责更严重。在事实和法律层面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麦考利的说法，培根“起到的作用是，通过收买法官来解决法律问题，通过折磨囚犯来解决事实问题”。萨默塞特郡教士皮查姆（Edmund Peacham），指控其教区主教，即巴斯和威尔斯主教犯下诽谤罪，遂被送往兰贝斯（Lambeth）接受高级专员公署的审判，并于1614年12月19日被判处剥夺圣职。在判决之前，他的住所被搜查过，发现了一篇已经写好的布道辞，其内容被枢密院裁定为具有叛国性质。此外，人们还认为，这表明了皮查姆所在的乡下地区的不满情绪，由于他拒绝供出任何同谋，枢密院决定对他施以酷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培根参与了此案的任何事，除了他作为检察总长是枢密院任命的高级专员公署成员之一，需要在审查囚犯时出席。很明显，根据普通法，使用酷刑获取证据是非法的，但同样明显的是，枢密院使用酷刑是为了发现证据，而不是为了取得证据，也就是说，不是迫使囚犯犯罪，而是为了从他那里获得需要取证的信息。尽管我们可能认为这不对，但那并不是培根的错。从他的通信可知，他卷入这一诉讼极不情愿，而且采取这个措施也与他的建议相悖。多大程度上能够证明对他的另一项指控——干预法官——不实，取决于他是否清楚地知道他的干预达到了什么程度，但这并不容易获悉。由于刑讯逼供完全无法从皮查姆那里得到任何证据证明存在阴谋，能否以叛国罪起诉他就成问题了。就这一法律问题，国王迫切希望得到王座法庭法官们的意见。不可否认的是，国王有权就这类问题征求法官们的意见，但似乎并没有像在本案中那样分别征求法官意见的惯例。毫无疑问，布道辞确实是皮查姆写的，是他的字迹。法官们考虑的要点是：第一，如果这篇布道辞发表出来，能否支持对他的叛国罪指控；第二，是否可以仅仅根据创作布道辞这一事实就让叛国罪成立。与法官单独磋商的想法起源于国王。我们无从得知，他这样做是否是希望其他人在寇克不在场或不受其权威影响的情况下给出更真实的意见，还是出于其他动机。没有证据表明，培根与提出这个方案有任何关系。他所做的就是，执行国王的指令，并将案件提交给首席大法官，听取他的意见。寇克反对的，并不是征询法官们的意见，而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王座法庭里没有一个法官必须要审理这个案件，因此很难弄清楚有什么理由可以指控培根的行为是为了取得死刑定罪而干预法官。皮查姆最终于1615年8月7日在托顿被判叛国罪，但死刑根本没有执行，因为，正如审判报告所说，“许多法官认为他没有犯叛国罪”。所谓的他的案子引起了举国震怒，只不过是坎贝尔勋爵的捏造。

1616年5月24日和25日，培根作为检察总长参加了对萨默塞特伯爵和伯爵夫人谋杀奥弗伯里爵士（Sir Thomas Overbury）的审判。对这桩秘密罪行中的下级行为主体的起诉与他毫无关系。这一年年初，大法官（埃尔斯米尔）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培根是向国王请愿获得这个似乎很可能出缺的职位的人员之一。6月9日，他被任命为枢密院议长，他在议会中所代表的剑桥大学正式向他表示祝贺。他自1613年11月10日起就担任剑桥大学的法律顾问，并在1614至1616年间在三一学院受聘担任同样的职务。直到1617年3月3日，大法官才交出国玺。同月7日，国玺经国王交到培根手中。“我们的新掌玺大臣，”张伯伦说，“走起路来神气十足，有一大群人跟着他，虽然他以前跟着他的人就已经够多了”。在新庭期的第一天（5月7日），他带着200名侍从，排场盛大地骑行到达威斯敏斯特，在大法官法庭发表就职演说，宣布国王交给他国玺时赋予的职责，以及他为自己制定的行为准则。在新职位上他的精力异常充沛，一个月内就扫清了之前拖欠未完之事，并于6月8日他向白金汉公爵汇报，自己没有漏掉任何一桩案子。在他被任命一周后，国王动身前往苏格兰，留下培根在他不在时主导枢密院处理国事。同年，我们发现他利用自己对国王的影响力劝国王放弃与西班牙联姻，劝白金汉公爵阻止他的兄弟维利尔斯爵士（Sir John Villiers）与寇克爵士（Sir Edward Coke）之女的婚约。事实证明，他在两件事上的建议都很明智，但国王和白金汉公爵都很讨厌他的干涉。当然，寇克的敌意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但目前为止，培根的职业盛景还尚未被遏制。1618年1月4日，他成为大法官，同年7月11日，被封为维鲁拉姆男爵（Baron Verulam）。在他的掌玺大臣就职演说中，他宣布打算把“三个长休庭期的时间”都留给学习、艺术和科学，因为就本性而言，那才是他最钟爱的。1620年10月，他向国王呈献了他生命中的伟大作品《新工具》（Novum Organum），他说，《新工具》的目的是“扩展理性的边界，赋予人类遗产新的价值”。他承认那只是一个片段，但却并不是仓促写成，因为他已经写了将近三十年。但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他希望能留下至少一部分作品。如今，大限已近。

▲ 培根《新工具》书影 ，1645年

1621年1月27日，他成为圣阿尔班子爵（Viscount St. Alban）。他的幸运已经顺利地延续了将近四年，现在又将他送到人生巅峰，似乎是要把最后的灾难衬托得更加具有戏剧性、更骇人听闻。议会于30日首开。大法官在对新议长讲话时表达了一个观点，从后来的事件看来，这个观点似乎具有预言性：

毫无疑问，最好的政府，乃至最优秀的人，都像最好的宝石，比之于那些大体脏污和腐化的石头，其中的每一个瑕疵、细缝或纹路都更清晰可见、引人注目。

寇克已经多年没有进入下议院了，此次作为利斯科尔德的议员重返。2月5日，他提议成立委员会调查公众的不满。一个委员会遂被任命，调查高等法院并提交报告。培根没有觉察到任何恶意，表现出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任何重大过失的样子。2月17日，萨克维尔爵士（Sir E. Sackville）向议院报告，大法官欣然同意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谈论他的法庭。3月15日，菲利普斯爵士（Sir Robert Phillips）向下议院提交了关于高等法院的委员会报告。报告如晴天霹雳。大法官被指控在行使职权时贪污，有两个例子为证。19日，上议院收到一条来自下议院的消息，请求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某些知名人士滥用职权的问题。培根因病缺席。他于3月17日星期六最后一次出席上议院。第二天，国王委任首席大法官莱伊爵士（Sir James Ley）替代培根行使职权。星期一，下议院申请的会议获准召开，财政大臣于20日向上议院报告说，大法官被指控犯有受贿和贪污罪，且有两个案件为证支撑这一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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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培根的认罪，而非支持有罪的那些证据。在他当时起草的一篇文章的备忘录里——蒙塔古先生已将其付印——他写道：

在我看来，给予法官的礼物或报酬有三种程度或情况。第一种是在诉讼过程中发生的交易、契约或回报承诺。我的心告诉我，在这方面我是清白的；当我宣布任何判决或命令时，我的眼睛或思想里都没有贿赂或报酬。第二种是法官自己忽略了提醒自己关注案件是否已经完全结束，究竟何时收到礼物；而想当然认为这是当事人因为一切都尘埃落定后送给他的，不然就是忽略了询问。第三种是在案件完全结束后收到的不含任何诡计的礼物，在百姓们看来这没有任何不当之处。

在另一份手稿中，他补充了如下评论：

对于第一种，在我认为自己的心与在圣婴节出生的人一样清白无辜。对于第二种，我怀疑在某些细节上我可能犯了错。至于最后一种，我认为那并不是什么过错。

这就是培根对自己供状的解释，我们注定会接受它，因为它由22条证据支撑的指控所证实。对于第23条指控，他纵容仆人勒索别人，“他承认自己没有看好仆从，犯了非常大的错”。有了这一告解，我们就可以将他的名字和记忆，如他在遗嘱中写的那样，“留在人们宽厚的言辞中，留给外族，留给后世”。评判几乎只能由他自己宣布：“我是这五十年来英国最公正的法官；而这是这两百年来国会最公正的谴责。”

上议院于5月3日宣布了这项正式谴责，要求他支付4万英镑的罚款，并根据国王的意愿决定是否将他囚禁在伦敦塔里；此后他不能在国家中担任任何职务，也不能出席议会；连法庭的边缘地区也不准涉足。

5月1日，他把国玺交还给国王。投票结果是以两票的优势决定不剥夺他的头衔。但是显然令他非常吃惊的是，监禁的判决只部分执行了。5月31日，他被带进伦敦塔，并立即给白金汉公爵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仁慈的大人，今天请为我申请释放证”。命令一定立刻就下达了。6月4日，他因被释放而写信感谢国王和白金汉公爵。7日，他从沃恩爵士（Sir John Vaughan）位于帕森绿地的寓所给威尔士亲王写了一封标明日期的信。9日，张伯伦写信给卡勒顿说，大法官大人被获准离开回到自己的家，人们谈及他时还当他是枢密院议长。23日，他报告说大法官已经从富勒姆搬到了他位于戈勒姆伯里的家。他在这里一直住到年底。退休后，他写信给白金汉公爵（9月5日）说，“我非常喜欢私人生活；但我要好好利用我的时间，以免削弱我的各项实用能力”。在不得不接受的闲暇时间里，他专心撰写《亨利七世史》（History of Henry VII），手稿于10月完成。国王于9月21日下令免除了国会判处的罚金，但将钱交给了受托人，以保护培根免受债主纠缠。他现在一无所有，只有国王最近给他的每年12000镑的退休金，和他的私人财产。在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后，他不仅辞去了总检察长这个利润丰厚的职位，而且还辞去了星室法庭的职务。他在倒台时已有的损失是每年6000英镑。10月17日，一份有国王印玺的赦免令签发出来，但似乎被新任掌玺大臣扣留了。禁止他踏入法院十二英里内的禁令在次年3月松动了，他被允许进入海格特。白金汉公爵对他拒绝放弃约克府感到恼火，反对他回到伦敦。然而，限制在这一年解除了，由于自己的宅邸已经上交，他在贝德福德府住了下来。《亨利七世史》在春天的出版，把《学问的进展》翻译成拉丁文，这些工作填满了他的时间。后一项工作据说有赫伯特（George Herbert）协助。在给安德鲁斯主教的信中，他提到了那篇关于圣战的对话的献词，也是同一年的作品，他说：

再提一次，我的《学问的进展》可能是更好地开启《伟大的复兴》的准备或钥匙；因为它展示了新旧观念的混合；《伟大的复兴》仅仅只展现新观念，没有为了初尝新观念而对旧观念做些微批评；我曾想，最好把那本书译成通用语言，而且还做了大量补充和扩增，尤其是第二卷论述了科学分类的部分；如此，我认为此作就可以成为《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兑现使我开始写这个作品的承诺。

▲ 培根《传世作品全集之哲学、伦理、政治和历史著作》书影，1665年

1623年4月，伊顿公学校长职位出空，培根遂谋求此职以“退到离伦敦这么近的研究场地”，但没有成功。拉丁文版的《学问的进展》于该年出版，书名为《崇学论》（De Augmentis Scientiarum），共九卷，第一卷与英文版非常一致。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他忙于口述《林木集》，为《论说文集》里的文章做最后一次修订、并督促这些文章的拉丁文译文，其最终形式与其他作品一起于1625年3月出版，冠名为《道德全集》（Opera Moralia）。“格言集”仅用了一个上午就完成了。国会的判决似乎从未完全撤销。圣阿尔班勋爵的名字确实出现在查理一世第一届国会召见的贵族名单中，但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出席下议院。1606年元旦，他写信给梅爵士（Sir Humphry May）说：

目前的情况迫使我请求大人（白金汉公爵）替我提请国王赦免对我的全部判决。此前我已经两次收到过传我入国会的文书，也没有得到任何不准使用它的明确限制。

他长期虚弱的健康状况却不允许他出席，但他可以指定代理人。死神终于来了，这个已经冰冷地直视了他五年的朋友终于把他从所有烦恼中解脱了出来。他在测试雪的保存性能时受了风寒，最终有轻微发烧。一星期后，他于1626年4月9日复活节的清晨安详地离开。他阿伦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位于海格特的屋子里去世，葬在圣阿尔班的圣迈克尔教堂。他的专职教士罗利博士在为老主人写的传记里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总结：

就算他的肉体终有一死，但毫无疑问，对他的记忆和他的作品将永存，而且很可能与世长存。

带着这样的期待，我们将弗朗西斯·培根留给时间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