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綵莹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YeBook）

2025年3月

（丛书：论世衡史）

　　廖平以研究经学、实践孔子之道为本愿，思考如何让孔子走入当下世界，以经典规划中国与世界的秩序。本书作者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切入视角探究廖平的经学与思想，从两个层面切入探讨：首先是廖平如何重新定位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如何用孔经重构世界秩序；其次是廖平的学术所表现的时代性。通过研究发现，廖平思想摆荡在原有的信念与西学新知之间，其学术体现了西潮荡击下的传统学术、思想与信仰变迁的轨迹。

        第一节平分今古：经学一变与对群经的今古文观（1883—1886）

        第二节尊今抑古：经学二变与对群经的今古文观（1887—1896）

        第三节面向世界的经学：走出今古之辨后的群经观（1897—1932）

        小结

        第一节传统天下观与“地球”概念的遭逢

        第二节重新“认识”邹衍的“大九州”说

        第三节《海国图志》诸书与经典意识之间

        第四节建立符合“经旨”的“帝王政教”世界图像

        小结

        第一节肇开世界大统与中天下而立的“周公”

        第二节世界万邦来朝：太平之世的“大明堂”

        第三节“世运轮转”与阴阳五行宇宙观的重解

        小结

        第一节日心地动说与王权为尊的天道观

        第二节人、天秩序：六合之内与六合之外

        第三节西方天文地理知识洗礼下的新分野观

        小结

        第一节《春秋》的“二伯”与世界秩序

        第二节对西方国际法的反思：素王礼制下的理想新世界体系

        第三节理想的政治体制与伦理观

        第四节视野的转变：从世界的“二伯”到中国的“二伯/二霸”

        小结

        第一节以孔经文明为五大洲的进化坐标

        第二节文质调和的孔经实践

        第三节从“六经”到“十二经”：论廖平道器观的演变

        小结

        一、廖平著作

        二、经籍与史料

        三、报刊杂志

        四、专书

        五、学位论文

        六、期刊论文

        七、网络文章

 

▲ 廖平（1852—1932）

 

　　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对中国起着某种重要意义的先行学科作用，明清之际与晚清时期西方世界地理知识的引进，曾不同程度地动摇传统的天下意识；知识分子从认为中国处于“大地之中”，到体认大地为球体，无所谓中，无所谓边缘，中国仅仅是诸多并列的国家之一，这种对天下大地实为“球”体的认识，造成了震撼。事实上，中国是否在大地的中央，虽看似是个地理知识，却深刻反映了价值意识的问题，它产生于先秦以来中国的地域环境与文化形成。夏、商、周三个部族活动的地区，主要是黄河中下游一带，这里适合农业生产，生活稳定，创造了较其他地区相对来说要高得多的农业文明。而周围地区，无论是东部浩淼无际的海洋，西部茫茫无垠的戈壁，还是南部烟瘴弥漫的沼泽，北部气候变化无常的草原，其自然条件都无法和中原地区相比。因此当时的文化交流多是由中原向周边的单向辐射。殷商时期，古人已从方位观念来认知他们的世界，其基本结构是中央与四方，两周时期，这个基本空间的认知概念逐步深化。先秦文献中，“诸夏”“诸华”“华”“夏”“中国”往往异名同指，而“诸夏”是最普遍的说法，到了秦汉帝国之后，“中国”取代“诸夏”成为最常使用的措辞。华夏和四夷的界线不是以血统划分，而是以文化为分别，所谓的文化，具体的说只是生活习惯与政治型态的不同。“中国”的意义又不止于空间上的中心，同时也被认为是文化的中心，中土之外，四方的人群分别被称为东方的“夷”，西方的“戎”，南方的 “蛮”，北方的“狄”，统称为“四夷”，而“天下”就是中国加上四夷。这样的天下就形成一个方位、层次和文化交织的框架，邢义田曾对中国人的天下观特色，有如下代表性的描述：

　　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形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裔。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地延伸；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地扩张。最后的理想是王者无外，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

　　显然，虽然“天下”是中国加上四夷，但由于王化普及的外围是没有边界的，“中国”可以不断地向外扩大延展，再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依此立论，如果说中国就是天下，或天下就是中国，也是可以成立的，这样的思想一直持续到了清末。但令人疑惑的是，从先秦到秦汉之间传统天下观形成后，直到晚清，难道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真的毫无所知吗？

▲ 廖平《尚书周礼皇帝疆域图表·帝州九服九千里为九州图》

载《四川国学杂志》1912年第4期

　　中国从汉代以来对域外的探索与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汉代张骞通西域后，欧亚大陆已有丝绸之路相通，时人第一次注意到西域“国家众多，物产新奇，民情殊异”；汉以后至六朝隋唐间，域外为中国人所知者，逐渐广大而详悉，此可以从正史各外国传所列的国名及种族名之逐渐增多而知之。隋唐以后，东西海陆交通甚盛，中国的商船已往返于南洋诸岛间，并通过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中介，与欧洲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宋代因罗盘的发明，海上交通更为发达；元朝时，亚欧两世界始接触而为一，开汉唐以来未有的新天地。至明成祖时乃有郑和七下西洋，足迹至今非洲东部，实际经历的空间也远超过中国本土。明朝的海上霸权从古所未有，从随行航海的风土记述，人们也知各地的文明情况。但是域外知识的积累并没有导致新的世界图式之萌生，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仍是根深柢固。

　　曾有学者将传统士大夫的域外知识分成前后两期，以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来华作为分水岭，利玛窦以前是传统的天下观，在之后则是从“天下”走向“万国”的世界观产生。但是这种新世界观仅在一部分士人中被接受，并没有普及，以致后来对外的认识逐渐淡化，从雍正乾隆时期的著作可看出此一情形。例如当时翰林学士们所著作或编纂的《清朝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明史》《大清一统志》《皇朝通典》《广州通志》等书，几乎都是否认利玛窦的贡献与影响，明末新地理学终究不能成气候。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大约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地理学才再次东传，在晚清始造成了更全面的“天崩地裂”，究其原因，除了清初“礼仪之争”所导致的禁教闭关外，还包括明末与晚清西学传播的质量不同，以及与这两个时期中国人的心理感触迥然相异有关。晚清的西方地理学在传播渠道上，范围比明末清初更广，内容也更丰富，不过单纯的知识不足以撼动乃至解体中国人心中的天下意识。因为要真正接受新的世界图式，首先必须承认“天下”有另一种或多种绝不亚于中国的文明独立存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形成不了这样的氛围，但是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枪炮与西学东渐，使知识分子重新“回忆”起地圆说、五大洲说早已传入中国，这也具有一种重新省思中国在世界定位的“自觉”，为新世界图像观念的逐步形成开启了门窗。